CBA上演压哨注册大战的背后:球星与时俱进研读新规则

文 / 付政浩 来源于 体育大生意 2020-09-16 08:32:57
在CBA本土球员注册期内,很多谈判桌之下的故事的跌宕起伏程度丝毫不逊于CBA赛场之上的惊天逆转大戏。
CBA上演压哨注册大战的背后:球星与时俱进研读新规则

9月15日18时,CBA联赛2020-2021赛季的本土球员注册期如期截止,辽宁男篮和山东男篮也双双为各自的当家球星实现了“压哨注册”。

伴随着CBA此前已测试两个赛季的标准合同正式导入,以及CBA工资帽的初步推行,今夏的CBA球员流动规模和CBA球员薪资信息透明度双双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突破。这同样也是媒体关注度最高和话题性最充裕的一个CBA休赛期,引起了媒体和球迷的广泛热议和关注度,为原本平淡的CBA休赛期平添若干看点,舆论关注度已不下于赛季中。

截止到9月15日18点,除八一男篮之外的19支球队CBA球队均已提交本土球员注册信息,其中15支球队为25位球员提供了顶薪合同。至于历史辉煌但如今身陷改制困境的八一男篮,则获准全队暂缓注册。

由于周所周知但不便明言的原因,八一男篮从2018年就成为了CBA最特别的存在,他们无法进行CBA准入制度的考核,转而只能以“特邀参赛球队”、“特别参赛权”等名义维持参赛资格。今夏原本是预设的解决相关问题的时间节点,但由于突发疫情导致今夏的CBA休赛期只有两个月,一番评估后不足以完成相关工作,退而只能维持现状以求稳定。体育大生意此前已披露,在八月底,八一男篮已向中国篮协申请将自身的球员注册截止日时间宽限至9月30日,以全力争取仍可继续参赛,所以,八一男篮的去留将在月底方有定论。

CBA工资帽制度是今夏人员流动加速的关键,虽然在实操层面偶有争议之处,但整体而言,这无疑是CBA联赛职业化进程的关键举措。这既能逐步实现CBA联赛的扭亏为盈,在财务层面实现投资人的健康可持续运营;同时也加速球员流动,有助于CBA竞赛层面的实力格局进一步多元化,全面提升联赛的观赏性和竞争力度。

从9月1日启动注册到9月15日注册截至,这期间很多谈判桌之下的故事的跌宕起伏程度丝毫不逊于CBA赛场之上的惊天逆转大戏,而一些球队总经理们在“压哨注册”过程中所展示的谈判艺术直追CBA赛场“压哨绝杀”的精彩程度。

而坐在谈判桌另一侧的球员和经纪人们为捍卫自身利益,同样也拿出了韦编三绝的精神反复研读CBA注册制度,以求最大程度利用规则。谈判陷入僵局时,劳资双方视情况而定,不时将“关机玩失踪”、“找领导告状”、“威胁要退役”、“网上放风施压”等撒手锏抛出。毫无疑问,回顾这15天的CBA球员注册大战,个中的风云诡谲尽管不乏争议,但都是CBA职业化进程中的探索之举,有助于CBA进一步完善自身的制度。

球星研读规则,压哨签约

赛场之上,辽宁男篮凭借其强大的逆袭能力而享有“末节惹不起”的赞誉,此番在球员注册截止日当天,他们仍上演“压哨注册”好戏,匆匆赶在截止时间到来前,为郭艾伦、赵继伟、韩德君等几位核心球员提交注册信息。按理说,由辽宁省体育局相关部门持股的辽宁男篮本应该是对球员约束力最强的俱乐部,可为什么会拖到最后一天才压哨注册呢?

经过25年联赛发展,CBA目前仍有三支球队仍是由企业和地方体育局共建且共同持股,分别是辽宁男篮、浙江稠州银行男篮、江苏肯帝亚男篮。在这其中,辽宁男篮的情况最为特殊。在发展早期,辽宁男篮俱乐部由盼盼集团和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联合成立,盼盼负责承担俱乐部的运营成本,而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则以技术(球员教练、篮球技战术)和辽宁男篮的商誉入股。当时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的股份占比为30%,负责具体出资运营的盼盼占股70%。这后来成为了一个参考惯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CBA浙江男篮、江苏男篮和辽宁男篮的当地体育局代表占股均为三成。

一方出钱负责运营,一方出人出技术,遇到球员管理难题则尽可能动用行政力量来介入,从而最大程度降低协调成本。一个最直观的案例就是,辽篮前功勋少帅郭士强同时也长期兼任辽宁省篮管中心副主任,辽篮球员同时也是辽宁省体育系统的事业编人员。而近年来随着CBA职业化进程加速,辽宁省体育局在辽宁男篮的持股比例逐渐降低。目前,代表辽宁省体育局持股的辽宁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在辽篮俱乐部的持股比例已降至10%,而代表衡润集团持股90%的辽篮(沈阳)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则对话语权的掌控力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战绩不佳,即便是身兼辽宁省篮管中心副主任的郭士强也不得不黯然引退。

权利和义务总是同步对等的。在衡润集团主导俱乐部话语权的同时,一旦遇到球员注册难题时,他们也很难再像过去一样借助行政力量轻松让球员就范。此番,辽宁男篮总经理李洪庆在说服几位明星球员签字注册时就着实费了不少功夫。

而对于辽篮的核心球员们而言,在CBA力推工资帽、限制球员薪水的大环境下,像郭艾伦这种当家球星拿800万元的最高限额顶薪已是板上钉钉之事,他合同的看点在于到底会签约几年。最终辽篮为其提供的顶薪合同年限为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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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此前渴望转投他队充分发挥自己所长的赵继伟,在高诗岩被租借给山东之后,无论其是否情愿,球队都决心将其留住,哪怕只是暂时留住。所以,如你所见,虽然赵继伟最终同意签字注册,但他仍是B类合同,并且合同年限只剩下一年,这意味着,明年休赛期围绕着赵继伟的归属仍可能引发一场激烈博弈。

事实上,在全新的标准合同和工资帽制度之下,CBA不仅俱乐部高管需要吃透规则,球员们在经纪人的帮助下也开始研读规则从而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2018年,中国篮协印发新版的《中国篮球协会经纪人管理办法》,这距离上一版的经纪人管理办法已过去十年,中国篮协比十年前更强调经纪人在CBA球员签约转会方面的辅助价值。

自标准合同推行以来,中国篮协和CBA联盟明确鼓励球员聘请经纪人来代表自己与俱乐部接洽、协商球员加入、续约、转会或交流事宜,签订球员转会协议、球员租赁协议、球员工作合同或其他具有同等性质、效力的法律文件,经纪人就是合同中的丙方。当然,中国篮协对经纪人资质的要求也变得更加严格,除了需要参加体育经纪人和篮球经纪人资格证的双重考试外,经纪人还要缴纳20万保证金。

同时,篮协严抓利益回避制度,严格到了什么程度呢?比如,鉴于当年马布里转会时出现疑似舆论暴力,所以中国篮协明令,即便是新闻、广播、传媒、报业、刊物工作人员,或参与从事篮球运动项目相关宣传、报道、转播、评论、解说工作的相关人员均不得从事篮球经纪人业务。

此外,CBA联盟今年要求球员签订《球员元素授权及承诺书》,允许联盟和赞助商使用球员元素进行宣传推广,球员可以获得部分收入分成。所谓“球员元素”,是指“球员肖像”以及“附属元素”CBA赞助商也在使用球员肖像权后可以给予一定的经济分成。比如,在球员玩偶等授权产品方面,球员可以获得了授权商品产品总量3%的商品。赞助商产品使用球员肖像需要支出球员元素授权费,CBA联盟将把授权费的50%分配给球员,使用集体肖像权则由所有球员平均分配者50%的授权费。球员元素授权书涉及到球员利益分成,显然也是球员研读规则时认真了解的重点区域。

正是在经纪人的帮助下,CBA球员们也开始认真研读CBA相关注册规则,试图充分利用规则来最大程度争取利益。很多顶级球星只肯签约两年顶薪就是熟读规则的体现,这和詹姆斯2014年重返骑士队后只肯以1+1方式续约有异曲同工之妙,唯有如此,才能最大程度掌控自身的命运,而一纸长约既会限制自己未来的薪水涨幅(工资帽未来有望持续提升),又失去了与俱乐部博弈的主动权。当然,不仅顶薪球员深入研究规则,甚至很多B类和C类合同球星也都在高人指点下合理设置了自己的合同年限和赢球奖金。

丁彦雨航领三万元基本工资

在注册截至日当天,压哨注册的不止是辽篮,还有终于与山东男篮完成顶薪续约的两届CBA联赛MVP丁彦雨航,但丁彦雨航所属的经纪公司纽勒维尔体育第一时间公开表示,丁彦雨航谨守契约精神,在因伤无法上场的阶段将只领三万元的税前工资。此外,CBA商业价值最高的外援林书豪也正式决定放弃首钢的续约合同,转而继续逐梦NBA。这两件事同样在网上引发争议,而在这背后,也是CBA推进改革不得不承受的阵痛。

在体育大生意看来,林书豪选择谢绝北京首钢的续约转而继续寻求征战NBA的机会,或许有两点原因:

第一、林书豪担心自己新赛季的出场时间太少。新赛季CBA将施行外援四节四人次新规,而由于疫情防控导致美国外援无法及时入境,所以CBA又临时设置了缓冲期,即有外援球队遇到全华班球队外援只能按照四节两人次上场。这意味着林书豪每场比赛可能只能打15分钟,这是林书豪所无法接受的。

第二、上赛季林书豪遭遇的防守强度让人揪心。CBA防守外援本就无所不用其极,而对于林书豪的防守强度和小动作的凶狠程度更是让林书豪多次遭遇受伤风险。从某种意义上讲,在高强度对抗中职业化地保护对手而不恶意伤害对手方面,CBA和NBA尚不可同日而语。从这个层面而言,林书豪无疑更享受NBA的赛场职业文化。

简而言之,CBA新赛季加大了对外援使用的限制力度,外援上场时间和对比赛的影响力大幅降低,这让林书豪颇有几分意兴阑珊。在上场时间相差无几的情况下,对于林书豪而言,重返NBA 并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当然,通过限制外援的使用程度来加大对本土球员的培养力度,这是CBA未来改革的主要方向,为此也只能与林书豪暂时告别。

至于因为逐梦NBA而离队两年的丁彦雨航,经过纷纷扰扰的噪音,他最终能与山东男篮签约,也算是一个圆满结局。当然,在这其中,丁彦雨航和山东西王男篮之间的纷争也是显而易见的。众所周知,丁彦雨航2018年离队前年薪高达税后1300万元,而此后在与新接盘的西王俱乐部谈判时,关于他的新合同该如何签约也成为一大矛盾焦点。

最终,在CBA推行工资帽和标准合同的大背景下,丁彦雨航做出让步同意“降薪”,转而谋求签下一份税前800万的顶薪。但即便这样,山东西王仍担心丁彦雨航的伤情可能会导致赛季报销,这也意味着丁彦雨航会白领顶薪。双方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最终,在山东省有关领导和山东省体育局的努力斡旋之下,山东西王男篮为丁彦雨航奉上了一份为期两年的顶薪合同,而丁彦雨航为了安抚俱乐部也做出让步,他同意,在自己能够上场比赛前,只领税前三万元的基本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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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而言,虽然CBA标准合同划分了五个类别、六种合同,并有15支球队为25位球员提供了顶薪合同,但整体而言,CBA目前的本土顶级球星数量尚未达到如此丰富的程度,换言之,只有十位左右享受顶薪合同才无可置疑。但CBA为了实现球队公平,所以在设置顶薪时,每支球队都可以拥有三个顶薪名额,并且顶薪只设置薪水的上限(税前800万元)而没有设置下限。

所谓顶薪球员,只要该球员薪水是队内最高的前三名即可。这在事实上给了各队非常灵活的操作空间,这也意味着很多顶薪球员的合同金额只是有名无实,而即便是顶薪最高限度的税前800万元在税后也不过是440万元,这和此前顶级球星们动辄税后千万甚至两千万元的收入相差甚远。所以,顶薪制度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冷酷的事实:它大幅压低了诸如易建联、周琦、丁彦雨航这类CBA顶级球星的薪资待遇。

必须指出的是,我国职业体育推行“限薪令”其实存在法律风险,因为无论是《劳动法》、《中国体育法》还是《反垄断法》这类法律,或反对限制劳动者薪酬,或没有相关支持条款。当然,作为特定行业,职业体育联赛在国外有垄断豁免权限,但前提是,必须建立球员工会,构建劳资双方民主议价机制,使得限薪令成为劳资协议的契约。而在CBA层面,无论是此前在疫情期间临时要求球员降薪,还是推行标准合同和工资帽,CBA都没有充分地询问球员的意见,话语权缺失的球员们私下里对CBA的诸多新规心存疑虑和乃至私下抱怨也就不足为奇了。

必须指出的是,球员作为联赛的核心主体群体,其话语权和利益必须得到足够的尊重和保障,唯有如此方可真正让联赛走向光明。2015年,中国篮协曾提出拟设CBA球员工会的设想,但很快又不了了之,显然,缺失了CBA球员的参与,CBA任何制度的设置和推行都会存在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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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CBA推行工资帽限制薪水更多是为了确保CBA球队投资人逐步扭亏为盈,从而实现联赛的可持续发展。不过,扭亏为盈并非一定要靠限大幅压缩球员薪水来实现,完全可以从争取税收优惠和政府公众文化采购资金扶持等方面来实现。体育产业本就具备一定的“公共属性”,运用财税政策补足“公共事业”造成的亏损也属合理。当然,想要说服政府和税务部门给予稳固的扶持,必须通过高层次的立法才能实现。

关于体育税费优惠政策,从国务院46号文起,多项体育政策中均有明文可查。此外,对体育进行税费优惠,也有实操案例可循。我国举办各类国际大赛时税务总局均会给予免税政策,组委会的收入免增值税,赞助商赞助款可以抵税。另外,我国奥运冠军夺冠后获得的奖金一律免收个人所得税。目前,主要是行政文件层面倡导给予体育产业财税优惠政策,如果能够通过体育立法的形式将财税优惠政策写入法案,一旦立法成功则可以具有强制效力。具体到CBA等职业赛事,球员税前800万税后只剩440万,另外联赛分红也涉及到流转税,这些税率都比较高,给球队老板造成的负担很大,如果可以争取相关专项税收减免政策,会比单纯大幅压缩球员薪水更利于联赛发展。

据体育大生意了解,从2017年开始,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就开始推动《中国体育法》的修订,并专门新增了“体育产业”专章(第5章)。在这其中,“体育赛事权益保护”(第 50条)、“政府支持”(第 52 条)、“税收优惠”(第 53 条)这三条均涉及到对体育赛事的扶持。从这个层面出发,CBA也应积极借助《中国体育法》的修订良机为CBA投资人争取更多政策和资金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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