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迪履新国际拳联执委的背后,是一部中国体育外交多元化简史
文 / 付政浩 来源于 体育大生意 2018-11-08
国家鼓励那些“有条件、有能力、有威望、有兴趣”的知名企业家到国际体育组织中任职。

文|付政浩

体育大生意记者

近日,国际拳联全体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会议的最主要议程就是换届选举。最终,被国际奥委会几次点名批评的国际拳联临时主席卡夫-拉西莫夫还是获得了86张选票,从而正式当选国际拳联新一任主席。外界普遍认为,国际奥委会可能会针对拉西莫夫的当选而推出相应的制裁措施(详情请参看《拳击将被踢出奥运会?国际奥委会以涉黑为由干涉国际拳联换届反成恶棍》。而对于中国拳击而言,此番国际拳联换届选举则有一个利好消息,那就是曾担任国际拳联副主席、中国拳协副主席的吴迪博士成功出任国际拳联新一届执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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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迪出任国际拳联执委,无疑有助于中国拳击提升在国际拳联以及国际奥林匹克拳击领域的话语权,也将有助于中国拳击备战东京奥运会。不过在体育大生意看来,此事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吴迪的当选开创了中国企业家出任重要国际体育组织高层的一个先河。而支持那些有能力有影响力的企业家前往国际体育组织中任职,也正是中国体育外交近年来所倡导的变革新方向。

众所周知,我国长期以来的体育外交人才都是来自于体制内的官员,他们在做出重大贡献之余也暴露出官员因为轮岗、到龄退休而无法继续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做贡献等瑕疵。所以国家开始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家进入国际体育组织,这不仅能够成为我国体育外交现有模式的有益补充,而且也符合国际惯例。据介绍,吴迪是福建省人大代表,福信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中国民生银行、杭州联合银行等多家知名银行董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曾任国际拳联副主席、中国拳协副主席,恰恰符合国家倡导的“有条件、有能力、有威望、有兴趣”的标准。

自从2014年开始,吴迪所领导的博盟体育就致力于在中国推广普及拳击运动,先后在中国举办了40场包括APB、WSB、中国公开赛、中国拳王赛等大型拳击赛事,其中,国际品牌赛事17场,中国品牌赛事23场,可以说,吴迪和博盟体育对于拳击运动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次国际拳联新一届执委会委员选举中,吴迪是唯一一名中国候选人,他最终顺利当选执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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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国际拳联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体代表大会,但正常情况下每四年才举办一次。而在全体代表大会闭幕期间,负责国际拳联日常决策的领导机构就是执行委员会。如果将国际拳联比作一家股份制公司,那么全体代表大会就是股东大会,而执委会就是董事会,公司原则上一年或几年才能开一次股东大会,日常真正负责决策就是董事会。同理,国际拳联日常的重要决策全都需要执委会表决通过,而在这些会议上只有执委才拥有投票权,所以执委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当前,中国体育产业正在快速崛起,没有哪个国际体育组织能够忽略中国这块巨大的市场,但遗憾的是,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任职的人数和掌握的话语权太少。据体育大生意不完全统计,自中国1979年重返国际奥委会大家庭以来,中国前后只有12人出任过国际体育组织的“掌门”,但大多数都分布在武术、龙舟这些非奥体育项目,只有4人曾担任奥运项目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掌门”。他(她)分别是吕圣荣(女)在1993年当选国际羽联主席,1995年徐寅生接任国际乒联主席,程万琦在2002年当选国际篮联主席,魏纪中在2008年接任国际排联主席,但这四位主席的任职时间均没有超过十年,而且诸如国际篮联这类组织在日常决策中真正的“一把手”是秘书长而非主席。目前,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全球性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有104个,但由国人出任高层领导的组织屈指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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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人在国际体育组织中高层任职的人数太少,导致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缺乏话语权。这与中国目前的体育大国地位和体育产业发展潜力严重不匹配。这种不匹配不仅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世界大赛中屡遭不公判罚,而且还会导致中国在申办和引入世界顶级赛事时遭遇各种刁难和潜规则。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和平崛起、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背景下,在国际体育组织中话语权的缺失会导致我国几乎不可能参与到国际体育组织的宪章规则的制订中来,严重制约了我国体育走出去、推进新时代体育外交的发展之路。

当然,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话语权薄弱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国际大赛中屡屡遭遇不公判罚。近年来比较引起国人愤慨的两个争议事件就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4×100接力赛中美国队破例获准重赛,结果导致无辜的中国队被挤出决赛(详情参看《舔美帝强拉中国接力队下马 国际田联的“金主逻辑”》,以及2018年平昌冬奥会中国短道速滑队密集遭遇9次犯规判罚,女子短道速滑300米接力赛更是直接被取消成绩(详情参看《半小时4人被判犯规出局!这是中国短道速滑被黑得最惨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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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两个争议事件直接暴露了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缺乏话语权的短板,但如果细究深层原因,恐怕也有我们自身体制的问题。我国现有的体育外交人才构成成分比较单一,主要是体制内的体育官员,能够出任国际体育组织高层领导的往往都是体育系统司级乃至副部级领导。但与此同时,我国在干部管理方面实行定期轮岗制度,这些领导干部一旦发生工作调动,不再分管原有的体育项目,自然也就不便于继续担任原有的国际体育组织官员了,毕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为官的本分。

一旦官员在体制内到龄退休,更是不方便继续参与国际体育组织的相关事务,毕竟参加外事活动需要国家各个层面的外事资源的支撑,官员退休不经特批自然无权使用相关外事经费和外交资源。但偏生的,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掌握核心话语权的往往都是年龄偏大的资深人士,而60周岁其实正处于人脉、经验、威望等条件最佳的阶段,刚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站稳脚跟就因为在国内到龄退休而选择匆匆离开,这不仅是对体育外交人才、过往国家投入的外事资源的浪费,而且短期内很难马上就找到新的代表来顶替这一重要职位,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国的资深委员趁机捡漏。

抛开轮岗和退休这些硬性制度外,就连日常我国的体育官员在出国参加会议和活动这方面也往往受限。因为根据我国公务员制度规定,公务员每年出国的次数和时间长度原则上都是受限的,而国际体育组织经常需要召开高层会议,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矛盾。受限于我国公务员制度,我国的体育高官往往无法全程参会,甚至有些会议必须请假缺席。

在谈到这些体制束缚时,曾同时担任过国家体育总局(国家体委)高官和国际体育组织高层的那批领导,比如何振梁(曾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执委)、于再清(曾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国际奥委会副主席)、魏纪中(曾任国家体委主任助理、国际排联主席)、罗超毅(曾任体育总局体操管理中心主任、国际体操联合会副主席)、楼大鹏(曾任国家体委训竞三司副司长、国际田联副主席)、李玲蔚(曾任乒羽中心副主任、国际奥委会委员)、张吉龙(曾任足球管理中心副主任、亚足联副主席)都深有感悟,他(她)们曾或公开或私下向高层汇报过由官员出任国际体育组织委员的一些苦衷和制度束缚,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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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有鉴于此,所以从2002年起,国家体委曾专门就如何培养新型体育外事人才而印发《关于加强国际体育组织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倡导要不拘一格培养、选拔多种类型的外事人才。此后随着中国企业开始崛起,高层也开始鼓励那些有条件、有能力、有威望、有兴趣的知名企业家可以争取到非官方的国际组织中任职,以利用自身资源讲好中国故事,高层谈到的这些国际组织中就包括国际体育组织。并且,支持成功企业家进入国际体育组织任职的做法也符合国际惯例。毕竟从顾拜旦1894年年创立国际奥委会时起,为了防止国际奥委会运营资金不足,其所吸纳的国际奥委成员大多都是事业成功、财产自由、有钱有闲的富商,所以国际奥委会创立之初就被贴上了“富人俱乐部”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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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至今,仍然有很多国际奥委会委员和国际单项体育组织高层都是事业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比如,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作为击剑运动员退役后创立法律事务所并热衷投资,至今仍担任四家德国知名公司的董事。国际奥委会荣誉委员、美国奥委会主席、“奥运商业之父”彼得-尤伯罗斯曾是美国旅游业大亨,他的旅游公司曾在全美同类企业中排名第二,后来他还出任过美国职棒大联盟(MLB)总裁。现任国际奥委会财务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卡里翁则是波多黎各著名银行家。此外,前国际篮联主席程万琦则是香港爱国商人,国际奥委会委员、香港奥委会主席霍震霆和他的父亲、曾力助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大家庭的霍英东更是举国敬仰的爱国商人。

如今,随着中国体育产业快速升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也开始投资体育产业并谋求进入国际体育组织,而反过来,那些渴望进军中国市场的国际体育组织也乐于吸纳并重用中国的知名企业家。比如国际篮联一直都非常倚重该组织的前主席、中国香港商人程万琦并授予其名誉主席称号,国际赛艇协会则一直鼓励王石竞选亚洲赛艇联合会主席职务,最终王石在2014年成功当选。此外国际足联则曾特邀王健林出席 2015 年的国际足联大会,而王健林则是那届会议唯一一个非国际足联委员却受邀参会的人士(详情参看《中国提升国际体育话语权觅得新模式:中国企业家或批量出任国际体育组织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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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包括国际奥委会在内的很多国际体育组织在吸纳委员时都采取逆向选拔制,这也是国际体育组织在吸纳高管时更愿意吸收企业家的原因之一。众所周知,国际体育组织委员选拔一般有两种模式,即会员国代表制和逆向任命制。比如,国际奥委会从创立之日起就明确规定委员选拔实行逆向任命制,即国际奥委会自主决定在某个国家或地区选拔任命委员,不接受任何国家、组织、个人的干扰,此举旨在最大程度让体育避开政治因素的干扰,“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更是曾明确强调国际奥委会的独立性,坚决反对任何政治形势的干扰。而其他国际体育组织虽然实行会员国代表制,但原则上,他们也非常注重组织决策的独立性,要求委员保持独立,最大程度避免受到所在国政府层面的干扰。

仔细观察各大国际体育组织的历任掌门和核心执委,客观而言,他们并未能摆脱所在国政府的影响,大多数时间他们的决定都是在为本国谋取利益。但从身份界定而言,这些人大多的确都出身于与政治没有直接关联的运动员、律师、医生和企业家等行业,他们在国际事务中均以个人身份参与投票决策,并且不会像公务员一样受到有关体制的束缚。企业家不仅能够全勤参加国际体育组织的各种会议,而且能够相对自由地利用自身的资源来为国际体育组织做出贡献,进而进一步强化自身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影响力,从而掌握更多的话语权,最终履行好帮助国家建设成新型体育强国的时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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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解了国家支持体育外交人才多元化的大背景后,你会发现,此番吴迪当选国际拳联执委确实意义深远,具有强烈的开创意义,他的当选也是当前我国体育所处于的体育外事改革大环境的必然选择。由成功企业家直接进入国际体育组织中任职,不仅可以更灵活地提升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话语权,让我国体育外交人才变得多元化,成为现有体育外交工作的有益补充,而且有助于企业家自身高效地整合体育产业资源,助推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更好地让中国体育产业走出去。

当然,若具体考量此番吴迪当选国际拳联执委这一个案的意义,同样值得整个中国拳击界的瞩目。此番吴迪当选国际拳联执委,恰逢国际拳联和奥林匹克拳击处于重大变革期,必然会涉及到章程制定修订等核心问题,中国拳击想要深度参与这一过程并体现出自身的利益诉求,吴迪这位执委的价值可想而知。

同时,目前距离东京奥运会仅剩两年的时间,中国拳击协会也正在全力备战,吴迪的当选还能够提升中国拳击在国际拳联各项事务上的决策力,为中国拳击做好东京奥运会参赛备战工作营造良好的外部氛围。此外,吴迪执掌下的博盟体育也将调动自身资源优势,为中国拳击冲刺东京积极提供助力。总之,吴迪的当选无论是之于中国拳击还是之于中国整个体育外交多元化变革都是一个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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